聯合辦公空間最早出現在美國，Coworking一詞最早由美國人Bernie DeKoven于1999年提出。

2005年，Google的軟件工程師Brad Neuberg在美國舊金山將自己家里的倉庫改造成休閑場所租給三名從事科技產業的工作者。自此，聯合辦公空間在世界各地逐漸流行起來。

聯合辦公簡言之是一種為降低辦公室租賃成本而進行共享辦公空間的辦公模式，來自不同公司或個人，在特別設計和安排的辦公空間中共同工作、共享辦公環境，彼此獨立完成各自項目。

聯合辦公空間的優勢

首先，聯合辦公空間屬于一種較為獨立的商業分類，除了更多的電源插座和便捷的WiFi，它幾乎不需要其它附加基礎設施。那些拮據的、住處偏遠的或者流動的工作者組成了一個正在增長的工人群體，他們經常擁擠在不同地點的咖啡廳，而聯合辦公空間恰恰將這些場所變為高效的辦公區域。

因此，一些商家只需要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將空間有效轉化，而無需面對那些臨時租賃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情況。

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這類聯合辦公空間不需要簽訂租約，也不需要改造所有的空間，這意味聯合辦公空間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為職員提供最大的使用面積。Spacious是一家通過審查的餐廳，它每月只收取99到129美元的會員費就可以為職員提供辦公空間，這比WeWork的工位更加便宜，WeWork在紐約的收費從300到800美元不等。

不斷上漲的房租困擾著很多利潤微薄的商家，如今，他們可以將沒有充分利用的空間改成聯合辦公空間，這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經濟來源，同時，也為消費者提供了一種更加實惠的替代方案。在一些初級城市中，這種價值主張的認可程度很高，Spacious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表示，很多餐廳都在申請加入這一行列，然而最終只有5%的餐廳能夠通過審核。

總體而言，這個成功的市場有著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客戶和供應商都發現了以往并不存在的商業價值，雙方之間的交易摩擦變得很少；單位經濟效益實現了最大化，對市場雙方的審查有利于建立新的社群并增加信任；隨著越來越多的客戶進入這一商業網絡，供應商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隨著此類辦公空間的增加，客戶的選擇靈活性也更大。

聯合辦公空間的局限

那么，這會是未來的商業模式嗎？雖然這種吸引人的新型解決方案能夠為大城市的企業和工作者提供巨大的商業價值，但是這種模式能否拓展值得深思，此類辦公空間能否達到WeWork或傳統大型辦公場所的規模，能否充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這一切都是無法預料的。

所有的公司都在競爭同類顧客，咖啡廳、免費工作空間和其它靈活的聯合辦公空間都加入了這一競爭行列，例如：Croissant充分利用閑置的辦公桌，為顧客提供傳統的辦公空間；像Spacious和KettleSpace雖然建起了聯合辦公空間，但它們還需要向Croissant繳納租金，因此Croissant可以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價格。

對于那些不需要固定場所，對傳統辦公空間的便利設施沒有要求的工作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選擇；對于那些手頭并不寬裕的人來說，這也讓他們以最低的價格獲益。但是，還是有一些人非常在意價格，他們更愿意在免費的或者幾乎免費的咖啡廳里辦公，因為會員收費制反而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一些麻煩。

除此之外，在高密度城市的低密度區域，或者一些低密度城市中，這種解決方案是否行之有效尚未可知。

在一些人口密度小的地區，咖啡館和免費工作空間提供的空間和交通便利性是否能夠吸引顧客成為會員？那些喜歡私人工作空間或者喜歡工作社區的人會不會成為會員呢？這些都是問題，除此之外，一些低密度城市的建筑距離較遠，即使成為會員，也可能面臨長時間的通勤，這又該如何解決？

雖然新興勞動力人群更加靈活，流動性也更強，他們可以在較遠的區域工作，可以利用更少的資源完成更多的工作，但我們仍然無法確定多少人愿意花高價租賃傳統的辦公場所，又有多少人愿意選擇廉價卻不太便捷的聯合辦公空間。如果城市密度低是一個問題，那對于一些對價格敏感卻不在意在哪里工作、居住的人群來說，他們會選擇居住在高密度區域嗎？

說得更加具體一些，我并非否認聯合辦公市場沒有增長空間，它一定會有，但是將閑置空間變現這一趨勢能否蔓延到各個城市呢，空間能否被充分利用呢？我認為未必。也就是說，這種方案能滿足人口增長地區的需求，它所倡導的文化價值也適用于這類大城市。